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展开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

     旧中国经济本来极其落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党和政府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方针，全力恢复国民经济。

     农业方面，党在发扬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逐步推动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并集中力量治理了淮河和修建了荆江分洪、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等骨干项目，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江河堤岸年久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各地还大力整修水渠塘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4万吨增加到16393.1万吨，增长44.8%。

     工业方面，重点放在恢复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行业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及其他轻工业生产。在地区分布上，以恢复东北工业基地为主，同时兼顾内地工业，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到1952年底，主要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交通运输业方面，国家用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共17.7亿元，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2.6%.基本恢复了原有的铁路网，重新连接华北和华南。完成了穿越大西南腹地的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和西北地区的天（水）兰（州）铁路的修建。成渝铁路是清末就筹款准备兴修的川汉铁路的一段，拖了近半个世纪未能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国家还新建和改建了一些主要干线及县、乡级公路，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50%以上，通往“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于1950年开始兴建。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经过几年的努力，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后，为解决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导致的问题，政府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多。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营经济比重上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工业生产力的地位得到加强，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为我国开始由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打下了基础，进而确保了整个国家经新民主主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除旧布新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其他各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应的发展。

     文化建设，一是要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二是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党领导了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掌握舆论工具，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在接管城市中，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等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为系统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51年至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1955年开始翻译出版《列宁全集》，1956年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教育改革方面，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政治教育，使马列主义教育进入学校外，还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解决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问题。针对旧社会劳动人民难有受教育机会的状况，党和政府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二是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1951年底至1953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幅度扩大招生，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要。

     文艺工作方面，继续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为繁荣我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创作出一批以革命战争、社会改造为题材，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文艺作品。

     科学工作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央要求，以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同时发展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到1955年底，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40余万人，专业科研机构超过800个。这支力量在国家各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疗卫生工作方面，党和政府提出了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普遍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以及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同时，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城乡落后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京、津高校随即开展了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同年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勉励一切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后来，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从而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军委系统总结了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推动人民解放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逐步实行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

     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是建设现代化国防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条件。遵照中央军委指令，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幅度精简整编。同时，对军队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调整，在原有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以及炮兵、装甲兵等各兵种领导机关及其所属部队，人民解放军初步发展成为军兵种较为齐全的军队。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人民解放军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高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1955年1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历史证明，重点突出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略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国际局势总的趋向缓和，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估计，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首次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人民解放军执行战备任务和进行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使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

     为了给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党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工作和斗争。

     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美国不仅不想从朝鲜半岛撤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其海军舰队继续盘踞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从印度支那地区扼制中国。这种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1954年4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上鲜明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促使中美两国于1955年8月开始大使级会谈。

     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斗争，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加强党在全国执政后的自身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0年5月，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

     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增强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各级党组织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新党员，党员人数由整党前的580万人发展到636. 9余万人，党的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总的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的精神面貌是比较好的，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中央从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以来形成的坚强团结，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下来。一个坚强团结的党，一个为党所确定的正确目标而一致行动、努力奋斗的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各项工作取得顺利进展的最重要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