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推进抗日民主运动

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此时，德、日等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气焰达到顶点。1941年6月，德国在侵占欧洲多个国家后，又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压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1941年1月下旬，日军1500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约1300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为渡过难关，党适时调整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进行了英勇斗争。

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 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 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3年3月，新四军“刘老庄连”在与敌人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身先士卒，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大生产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大生产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实行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领导沦陷区人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的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习惯上称“大后方”）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党领导下，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党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党还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派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团结和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度过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后，进入再发展时期。从1943年起，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同一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豫湘桂大溃退。在1944年春季至冬季的8个月中，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人民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担负起争取抗战胜利的任务，不能维护中国的独立、推动经济的发展，只能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包括许多中间人士）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各抗日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民主同盟在10月10日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