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由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转变，党的组织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9月，据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增加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 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1927 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沟通同各苏区的电讯联系、配合根据地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在这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在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最重要的因素。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 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1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 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三块根据地，并成立红一军。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湘赣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 “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 方针，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诗句，生动地记述了这一鼓舞人心的胜利。

     6月间，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受红军胜利的影响，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 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

     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就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1929年4月，他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作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抽多补少”的原则规定，使闽西300多里的地区分了田，60 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指导下，兴国等6县全境和永丰等县部分地区全面开展分田运动。1931 年2月，毛泽东又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与此同时，在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广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三年多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斗争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选举法细则，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重视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1934年，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时中央政府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都有一定发展。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种学校，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培育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民歌在苏区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正是苏区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